妨害公务罪打公务员犯法么,为什么说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所得的效果等于零？
1、妨害公务罪打公务员犯法么
妨害公务罪打公务员是犯法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妨害公务罪，又称阻碍执行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为什么说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所得的效果等于零？
1931年5月7日，纽约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市的暴力搜捕事件，整个事件的凶手是被称为“双枪杀手”的罪犯克莱雷。警方集中全部警力，终于在这名罪犯的情妇的寓所中将这名烟酒不沾的杀手擒获。将近150名的警务人员将克莱雷围堵在公寓顶层的藏身处。他们将屋顶砸通，并试图用催泪弹将克莱雷逼出，在他寓所的周围，机关枪时刻准备射击。经过了大约1小时的僵持，刺耳而尖锐的枪声震惊了原本宁静的市区。那个恶名昭著的克莱雷躲在他寓所的椅子后面，对着警察疯狂射击。成千上万的纽约市民怀着惊恐的心情目睹了眼前的一幕。警察在武力逮捕了克莱雷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克莱雷可以说是纽约市有史以来最为凶残、最具危险性的罪犯，已经到了杀人不眨眼的地步，他的兴趣就是以杀人为乐。”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有着“双枪杀手”之称的克莱雷却对此评价相当无辜。在围攻当天，克莱雷正在写一封公开信，信上写道：“在我的衣服里面，包裹的是一颗疲惫的心——这是一颗善良而仁慈的心，一颗不想伤害别人的心。”可是，在事实面前，克莱雷的所作所为却一点也有没仁慈的迹象，他总是疯狂地杀人，连尸体都不放过，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善良而疲惫的心吗？最终，克莱雷被判以死刑，当他受刑的那一刻，他没有说“我杀人是罪有应得”，反而说“我是保护我自己的结果”。通过克莱雷的话，我们并没有感觉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悔意。克莱雷只是众多罪犯中的一名，像他这样态度的罪犯还有好多，他们的心态都极其相似。美国有名的黑社会头目阿尔·卡庞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用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来愉悦别人，希望每个人都快乐，可是我得到的却是人们的唾弃和谩骂，这也许就是我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原因吧。”可见这一类人都不曾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丝毫的忏悔与自责。对于这种情况，我曾和纽约辛辛监狱的路易斯监狱长通过几次信件，他对我说，在这样的监狱中，有很多像克莱雷这样的罪犯，都不认为自己是罪大恶极的恶人，他们总是为自己辩解说为什么要撬保险柜，为什么要连续伤人、杀人，他们并不认为那样做有什么不对，他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为自己开脱辩解。就像他们所说的，他们就不应该被关在监狱里。可见，连像克莱雷这些人都不曾为自己的疯狂行为自认不安，更何况是一般人呢？著名的心理学家斯勒津用动物作试验证明出，动物中也有此种表现。受到表扬、奖励过的动物会表现得很好，很有干劲。而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受到批评、处罚的动物的表现明显不如前者。因此也可以证明，在人身上，越是批评、责备，越达不到好的效果，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批评和责备根本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深。因此，批评带来的是人类心灵的痛楚，还会伤害人的自尊心，甚至是强烈的抵触和反抗。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因批评而毫无效果的例子。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在白宫与塔夫脱有过一段争论，从而导致了共和党的分裂，并顺水推舟地将威尔逊送进了白宫。归其原因，还是因为罗斯福的批评。事情是这样的，在1908年的美国，罗斯福让塔夫脱作为共和党的总统，自己离开白宫去了非洲。罗斯福回来时，对塔夫脱的执政方式大为不满，他认为塔夫脱作风保守没有创新。于是公然批评并抨击了他，并且准备自己重新竞选总统，另组“进步党”。那几年毁了共和党。那次以后的选举结果可想而知，塔夫脱只获得了两个州的选票，这可以说是共和党的失败之年。事情发展到此，塔夫脱却并不觉自己有丝毫的过错，他委屈地说：“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为何说我错了呢。”在历史面前，很多伟人都是如此，普通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亚伯拉罕·林肯吧！在1865年4月15日的清晨，林肯躺在福特别墅对街的一家廉价出租房中的睡床上，已经在死亡边缘挣扎，而这里也就是他被杀害的地方。“这里躺着的是人类最伟大的统治者。”陆军部长斯顿在林肯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说道。这样出色的统治者与人相处是怎样的呢？我通过10年的倾心研究，终于写出了《另一面的林肯》，来向世人展现了林肯待人处事的方式。林肯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评论是非，特别是对自己看不过的人他喜欢写信攻击别人，并让收信人看到。林肯在伊利诺州的春田镇当公务员时，仍然写信公开抨击反对者。但直到一次惨痛的经验教训后，他才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事情是这样的。林肯因为对一位自视清高的政客西尔兹不满，在报上发表了一封讽刺西尔兹的信，全镇人看到后都哄笑他。这令西尔兹大为不满，千方百计地查出了信的出处，再加上西尔兹平时就十分高傲，于是他决定下战书与林肯决斗。作为事发人的林肯本不喜欢决斗，但为了顾全面子，只好同意接受挑战。在选择兵器上，林肯选择了适合自身手臂长的大刀，并且和一位在西点军校毕业的好友学了几招剑术。到了比赛当天，也就是在两人约好的密西西比河的沿岸，两人准备开始生死战。幸亏在最后一刻，一位朋友出面阻止了决斗的进行。这件事对林肯的一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从此不再写一些中伤他人的信，也不轻易批评他人了。美国内战时期，林肯更换了好多将领，但都不尽如人意，林肯顶着全国多数人指责他用人不当的压力，并没有指责他的将领们。他说：“我们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去批评他人，以免被他人所评议。”他最终宽容地保持了缄默。南北战争时期，许多北方人都很刻薄地评论南方人，包括林肯夫人在内。而林肯却总是说，不要评论他人，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我们的做法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在7月4日晚上，南方将领李将军开始向南方撤退，当时天气对北方相当有利，暴雨骤至，河水猛涨。李将军的军队要想顺利通过是很困难的。北方军队如果乘胜追击，一定会取得全盘的胜利。在这次绝好的机会中，林肯立即下令，不必召开军事会议，立即攻打李将军的军队。他电报前方军队将领密狄，立即开始攻打行动。在战斗前线的密狄却并没有按林肯的意图开始行动，他召开会议，全盘否定了林肯的命令，故意拖延时间，拒绝攻打李将军，直到最后，大雨停止，河水退去，给了李将军喘息的机会，让他顺利南逃。“他究竟要怎么样？”林肯对自己的儿子吼道。“我真不明白，我们胜利在望，只要稍用武力，我们就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的胜利。为何密狄不明白这么浅显的进攻之道呢？”但是最终理智还是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林肯思来想去，用最拘谨客气的言语给密狄写了一封询问信。亲爱的将军：对于李的军队的逃跑，想必你也考虑了好久。在当时那种情况，我想作为一军将领的您比别人更清楚我方胜利的机率有多大。如果我们将李捕获，我们可以立即结束这场战斗。可是，如今他们已逃到了波多马克河以南，我们要想轻易成功就很困难了。我对这次绝佳机会的失去深表遗憾。那么密狄将军看了这封信的心情如何呢？其实，密狄根本就没有可能看到此信。因为，林肯根本就没有把此信寄出。这是别人后来在林肯的一堆文件中发现的。此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林肯当时矛盾的心境：他一定是很犹豫是否将此信寄出。请允许我妄自推论，他一定想：我身处白宫，对真实的战况没有亲眼所见，而密狄是将领，他始终站在战争的最前线的，如果我站在他的位置，听着伤者的呻吟、呼救，看着成堆的尸体，也许就会不那样做了吧。也许我的个性也像密狄一样的软弱，可能作法会和他一样吧！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为了痛快，将此封信寄出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而会招来密狄为自己的申辩，甚至对我的攻击。或者逼他离开军队，毁了他的后半生。最后，我们伟大的林肯终于没有把信寄出，因为林肯深知：“尖锐的批评与攻击，所得的效果等于零。”就连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都把林肯作为自己的偶像，他每次遇到困难时，都仰望办公室墙上那幅林肯肖像反问：若林肯处在我的位置会怎样呢？正如托马斯所说：“伟人是在对待小人物的行为中显示其伟大的。”当我们应付个人时，应该清楚，我们不是在应付理性动物，而是在应付感情动物。只有没头脑的人才批评、指责对方，要做到能够宽恕别人，有时也需要有一定修养的。“了解就是宽恕。”让我们尽量用关心理解别人，来取代批评与责骂吧！从现在开始，不要批评、责怪或抱怨他人。——引自延边人民出版社《人性的弱点全集》 。
3、罪与罚讲什么
罪与罚 Crime and Punishment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by Fyodor Dostoevsky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 - 1881). ·内容提要· 在彼得堡贫民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斗室里，住着一个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正在经历着一场痛苦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要确定自己是属于可以为所欲为的不平凡的人，还是只配做不平凡的人的工具的普通人。他原在法律系就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现在靠母亲和妹妹从拮据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维持生活。他已经很久没有交房租了。近来，房东太太不仅停止供给他伙食，而且催租甚紧。这时他遇见了小公务员马尔美拉陀夫。马尔美拉陀夫因失业而陷入绝境，长女索尼娅被迫当了街头妓女。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打算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离他住处不远有家当铺，老板娘是个高利贷者，心狠手辣。一天晚上，拉斯柯尔尼科夫乘她一人在家，闯入室内，把她杀死。此时老板娘的异母妹妹外出返回，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慌乱中又杀死了她。次日清晨，他收到警察局的传票，惊恐万分，后知是为追交欠款时才松了口气。他在离开时无意中听到警官谈论昨晚凶杀案，紧张得昏厥过去，引起一警官注意。他清醒后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几天不省人事，后来病情有所好转，但内心却处于更痛苦的矛盾冲突中。 几天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偶然见到因车祸而生命垂危的马尔美拉陀夫。他要求警察将伤者送回家中，马尔美拉陀夫到家后就死去。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情孤儿寡母的不幸，拿出母亲刚寄来的25卢布接济她们。律师卢仁想用欺骗手段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由于遭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极力反对而告吹。卢仁怀恨在心，企图以诬陷索尼娅偷他的钱来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行为不端——将母亲的血汗钱送给坏女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当众揭穿了卢仁的无耻行为，索尼姬十分感激他。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尽管没露痕迹，但是却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随之泯灭了，这是比法律惩罚更严厉的良心惩罚。他意识到自己的“实验”失败了。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索尼娅处，受到索尼娅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说出了犯罪的真相与动机。在索尼娅的劝说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 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判处8年苦役，来到了西伯利亚。不久，索尼娅也来到了那里。一天清晨，两人在河边相遇。他们决心虔信上帝，以忏悔的心情承受一切苦难，获取精神上的新生。 ·作品赏析· 《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 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广泛地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笔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无天日的景象：草市场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被马车撞倒在街头，发疯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高利贷老太婆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贵族地主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作者怀着真切的同情和满腔的激愤，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黑暗、赤贫、绝望和污浊一起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同时他的性格阴郁、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下平凡的人”，竟然去行凶杀人，“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正是这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主人公不断地动摇在对自己的“理论”（即关于“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观点）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如果甘愿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那么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陀夫的悲惨结局，如果去做一个不顾一切道德准则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他的人格中的主导面终于在白热化的搏斗中占了优势，并推动他最后否定自己的“理论”，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原则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这一原则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且从客观上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决不可能给被压迫者带来新生活的转机。 然而，作者作出的上述揭露和批判仅仅是从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思想出发的。作者认为一切以暴力抗恶的作法都不足取，因为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作者还力图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所致。用索尼娅的话来说，是因为“您离开了上帝，上帝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作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安排的一条“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与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索尼娅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娅看作人类苦难的象征，并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痛苦净化灵魂的思想，作为一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一个受压迫最深的女性，索尼娅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典型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物，这一形象却显得十分苍白。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宣扬的这些宗教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的强大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这里充分表现出作者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罪与罚》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小说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特点。作者始终让人物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人物性格，同时作者对幻觉、梦魇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也极为出色。小说中，由于作者着力拓宽人物的心理结构，情节结构相对地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作品中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凶杀事件扣人心弦，但它们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这部小说场面转换快，场景推移迅速，主要情节过程只用了几天时间，在浓缩的时空中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小说的时代色彩和政论色彩十分鲜明。 ·作家风采·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群魔》（1871～1872）中已没有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书摘·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五雷轰顶，一下子呆住了。她不能理解，彼得·彼特罗维奇怎么能否认曾经受过她爸爸的款待。既然她臆造了这种款待，自己对此已经深信不疑。彼得·彼特罗维奇那种打官腔似的、冷冰冰的、甚至充满轻蔑意味的威胁语气也使她大为震惊。然而他一出现，不知怎的大家都渐渐安静下来了。此外，这个“精明能干、神情严肃”的人与这儿的这伙人实在太不协调，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显著了，不仅如此，而且可以看出，他到这里来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有什么很不寻常的原因才使他来到这伙人中间，可见马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会出事。站在索尼娅身旁的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开了，让他过去；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根本没看到他。过了一会儿，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在门口出现了；他没进屋里来，不过也怀着某种特殊的好奇心，几乎是带着惊讶的神情站到门口；他在留心倾听，不过好像好久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我也许打断了大家的谈话，不过我的事情相当重要，”彼得·彼特罗维奇说，似乎这话是对大家，而不是特别对某一个人说的，“大家都在这儿，对此我甚至感到高兴。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我极诚恳地恳求您，以房东的身份，注意听着我和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下面的谈话。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他直接对异常惊讶、而且事先就已经感到害怕的索尼娅接着说，“在我的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屋里，刚才您来过以后，我的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从我的桌子上不翼而飞了。如果您不论以任何方式知道它现在在什么地方，并且告诉我们，那么我以人格担保，并请大家作证，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不然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到那时……就只能怨您自己了！” 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就连正在哭着的孩子们也住了声。索尼娅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看着卢任，什么也不能回答。她似乎还没听懂。几秒钟过去了。 “嗯，那么怎么样？”卢任凝神注视着她，问。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最后索尼娅用微弱的声音说。 “不知道？您不知道？”卢任追问，又沉默了几秒种。“您想想看，小姐，”他严厉地说，不过好像仍然是劝说的口吻，“好好考虑考虑，我同意再给您一些考虑的时间。您要明白，如果我不是这样深信不疑，当然，凭我的经验，我决不会冒险这样直截了当地归罪于您；因为像这样直截了当公开指控别人，然而是诬告，或者甚至只不过是弄错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要负责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因为需要，今天早上我把几张五厘债券兑换成现款，票面总额是三千卢布。这笔帐已经记在了我的皮夹子里。回家以后，——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可以作证——我开始数钱，点出两千三百卢布，放进皮夹子里，又把皮夹子装到了常礼服侧面的口袋里。桌子上还剩下大约五百卢布现钞，其中有三张票面是一百卢布的。就在这时候，您来了（是我请您来的）——后来您在我那儿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很窘，谈话中间，您甚至曾三次站起来，不知为什么急于要走，尽管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对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可以作证。小姐，您自己大概也不会否认，不能不说，我通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您请去，唯一目的是为了和您谈谈您的亲属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处境（我不能来她这里参加酬客宴），而且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做点儿什么对她有益的事情，譬如募捐、抽彩或者其他这一类的事情。您向我道谢，甚至落泪了（我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都说出来，第一，是为了提醒您，第二，是为了让您明白，就连最小的细节我也没有忘记）。随后我从桌子上拿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您，作为对您亲属的第一次帮助。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看见了。随后我把您送到了房门口，您一直还是那么窘，——在这以后，就只剩下了我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两个人，我和他谈了大约十来分钟，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出去了，我又转身回到放着钞票的桌子跟前，想把钱点一点，照我早先打算的那样，把它们另外放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其中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不见了。请您想想看：无论如何，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我是决不能怀疑的；就连作这样的猜测，我也感到可耻。我数错了，这也不可能；因为在您来以前一分钟，我点完以后，发觉总数是正确的。您自己也应该同意，我回想起您的窘态，回想起您急于要走，回想起您有一会儿曾经把双手都放在桌子上；而且考虑到您的社会地位，以及与这种地位有连带关系的习惯，我，可以说是惊恐地，甚至是违反自己的意志，不得不对您产生怀疑，——当然，这怀疑是无情的，不过也是公正的！我要补充一句，再说一遍，尽管我对此深信不疑，可是我也明白，我现在提出的指控，对我来说还是有某种冒险成分。不过。您可以看得出来，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追查到底，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而且我要告诉您，这是为了什么：小姐，唯一的原因就是您忘恩负义！怎么？我请您去，是为了您那位极端贫困的亲属的利益，我向您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周济您十个卢布，您却立刻以这样的行为来报答我！不，这太不像话了！必须给予教训。请您好好考虑考虑；而且，作为您真正的朋友，我请求您（因为在目前您不可能有更好的朋友了），好好想想吧！ 不然的话，我可是铁面无情的！嗯，怎么样？” “我什么也没拿您的，”索尼娅恐惧地低声说，“您给了我十个卢布，这就是的，您拿回去吧。”索尼娅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手帕，找到上面打的那个结，把它解开，取出那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卢任。 “另外那一百卢布，您却不承认吗？”他责备地坚持说，没有收下这张钞票。 索尼娅朝四下里望了望。大家都在瞅着她，他们的脸都那么可怕，那么严厉，带着嘲讽和憎恨的神情。她朝拉斯科利尼科夫看了一眼，……他站在墙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目光炯炯，正在看着她。 “噢，上帝啊！”索尼娅突然喊了一声。（第五章第三节）。
